范仲淹抬高米价，为什么百姓对此交口称赞? 感兴趣的读者和趣历史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实际上，这并不是范仲淹第一次遇到灾荒，1033年的七月，蝗灾蔓延，随之而来的就是饥荒，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饥荒，江淮地区和京东一带尤甚。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上书要求宋仁宗派官员去视察灾情，但宋仁宗并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要，无奈之下，范仲淹对宋仁宗说：“如果宫中停食半天，会怎么样呢?现在各地都有饥荒，怎么能够不进行抚恤呢?”

一句话说的宋仁宗哑口无言，只能派使者到各地去查探灾情，而范仲淹被委任到江淮地区赈灾并安抚当地的百姓。范仲淹到任之后，开仓放粮赈济百姓，禁止百姓祭祀泛滥，上书奏请免除庐、舒折役茶和江东丁口盐钱等，而且范仲淹还将百姓吃的野草带回京中，奏请宋仁宗以此晓谕六宫贵戚，以戒除骄奢之风。

可以说，范仲淹对这次饥荒的处理是很得当的。17年后，已经年过六十的范仲淹再次遇到一次很大的饥荒，而他对这次饥荒的处理则成为一个经济学的经典案例，流传至今，这里就来说一说范仲淹究竟是怎么对待这次饥荒的。

1050年，范仲淹知杭州的时候，吴中地区发生大饥荒，此次饥荒非常严重，常有人饿死在路边，灾情严重，范仲淹开仓放粮，并募集资金屯粮来赈济灾民，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无法让杭州的百姓渡过难关，于是范仲淹根据杭州这座城市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灵活的赈灾举措，这些举措大致就有三点：

其一，抬高米粮的价格。饥荒来临之后，城中百姓缺米粮，导致米粮价格飙升，一下子就升到了120文，而范仲淹仍觉得不够，将米粮价格抬到了180文，并张贴榜文告示以示杭州百姓，榜文一出，杭州的百姓是怨声载道，而米商则心里乐开了花。(出自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

其二，发展杭州当地的旅游业。杭州人喜欢龙舟竞赛，范仲淹就鼓励百姓们多多举办龙舟竞赛，他自己也每天在西湖上出游宴饮，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杭州的百姓举行了大规模的游玩活动。(出自沈括的《梦溪笔谈》)

其三，大兴土木。杭州的百姓喜欢做佛事，范仲淹就将各个佛寺的住持找来，告谕众人：“现在正是闹饥荒的时候，民工的工价会被压得很低，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大兴土木，或翻修或新建。”众人觉得在理，于是各大佛寺纷纷招工修建。除佛寺外，还有官府的建筑和仓库等也开始在这一时间段翻修营建，以及富贵人家也纷纷招工进行各自的土木建设。(出自沈括的《梦溪笔谈》)

杭州饥荒期，范仲淹就做了这三件事，先不说这么一搞，杭州城内的百姓会怎么样，且只说朝中官员得知后，纷纷上书弹劾范仲淹，他们认为范仲淹“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仲淹也上书将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都说了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自然是救济灾荒。

那么他的这三个举措实施之后又有怎样的结果呢?先说抬高米粮价格这一项。范仲淹将米价抬高到了180文，这是真正让米商们兴奋的一件事，不仅当地的米商高兴，就是外地的米商也闻风而动，米粮源源不断涌进杭州。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物以稀为贵”，所以闹饥荒的时候，米价会被抬高很多，但当米粮源源不断涌进杭州城的时候，为了将米卖出去，米商只好降价卖粮，这样一来，灾民只在最开始几天用180文的价格买米，后来很可能会用低于120文的价格来买米。

这就让百姓有米可吃了，倘若范仲淹一开始就不准米价上涨，甚至逼着米商降价，结果很可能就是米商宁愿屯着米粮也不卖给百姓。

再来看看发展旅游业这一项，这实际上就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让钱流通起来，且是从富户人家流向下层，毕竟再怎么闹饥荒，那么富贵人家也不会损失多少，如果让他们多多出游，自然会将钱花出去，流向市场，能养活不少的人。

而大兴土木就更简单了，这其实就是促进就业，让百姓有工可做有钱可赚，闹饥荒的时候，家家户户没钱买米，要是能每天有活干，自然就能有钱买米粮过活。

所以范仲淹这三项举措实施下来，杭州城的百姓都度过了饥荒，这个时候，百姓们才发现范仲淹的这些举措是真高明，禁不住交口称赞。倘若只是靠官府开仓放粮和压低米价来赈灾，只能满足一时的需要不说，官府也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储备和银钱来满足如此大的一个救灾工程，而范仲淹这样则是让市场真正活起来，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当然我们看这三项，尤其是抬高米价这一项，并不是对所有的饥荒都适用，范仲淹此举也是根据杭州城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救济灾荒的措施，而且这样也只能是局部地区闹饥荒的时候适用。

倘若全国各地都闹饥荒，那么抬高米价这一项很可能就是适得其反，而且这样的举措也只能是向杭州城等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才能施行，对于那些本来就比较贫困的城市和地区，这样的举措基本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到最后受累的只能是百姓。

而且抬高米价这个手段也是一场豪赌，倘若赌赢了，那就是皆大欢喜，倘若赌输了，则百姓受累，官员身败名裂，况且一般的官员也很难将这个举措实施下去，如果不是范仲淹德高望重，很多人愿意相信他，换个官员来执行，很可能会面临着巨大压力，只能半途而废，还惹来一身腥。

无独有偶，范仲淹在杭州城中抬高米价来应对饥荒，而几年之后，包拯在知庐州的时候，也效仿范仲淹，“不限米价，而贾至益多，不日米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