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
成立
1870年，法国在同普鲁士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推翻了第二帝国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逼近巴黎的普鲁士军队采取了屈膝投降的态度。
1871年2月，同德国(当时普鲁士隶属于德意志的一个邦联国)草签了条约，同意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给德国。同时，调集军队，准备解除巴黎人民国民自卫军的武装。
1871年3月18日凌晨，政府军企图夺取巴黎市内的蒙马特尔高地和梭蒙高地时，被人发现。巴黎人民奋起反击，当晚就占领了城内的战略要地，临时政府总理梯也尔狼狈逃出巴黎，迁往凡尔赛。不久，巴黎公社成立，它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巴黎公社的领导人许多是第一国际的成员。
政治狂热的继续
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过了很短时间便马上撤离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还在继续。政府都已离开巴黎去了凡尔赛一个在德军保护之下的避风港。结果在他们回去之前的那段时间，法国首都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姿态，权威也稳定地增长，政府感到不能无限期地允许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门大炮。于是，作为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正规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全城其他地方的大炮。士气低落的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国民自卫军和当地居民亲如兄弟。蒙马特尔的将军，Claude Martin Lecomte，被人从马上拉了下来，后来有人作证说他曾命令士兵们向国民自卫军和市民人群开枪，于是被枪毙，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从附近抓来的一名共和国老兵Thomas将军，由于他曾担任过国民自卫军的前任指挥官而为人所痛恨。
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于是叛乱迅速扩大，政府首脑梯也尔向所有还服从命令的正规军，警察以及各级行政人员和专家们下达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抢在别人前面先逃到了凡尔赛。梯也尔吹嘘他已经考虑这一策略(“从巴黎撤退以粉碎后面的人民”)很长时间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革命时得出的经验，但很有可能这只是他在惊慌失措中所做的决定。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曾经预见到或者为现在开始的危机做过任何计划。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组织了于3月2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
公社的92名成员(确切地说是“公社议会”)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
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组织的前任领导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并不在场，因为他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活动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大主教Mgr Darboy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见下文)。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组织脱离关系。
社会法案
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1848年，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经用红旗以及装饰有红色绶带的三色旗来作为自己的标识，以区别于政治立场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吉伦特党人在1789年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得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的内容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长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革命。由于时间短暂(公社只存在了不到60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实行。它们包括：
政教分离
妇女选举权
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
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的废除
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
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郎的生活用品，他们担心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
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
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他们可以接受补偿
废除官员的高薪制，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1881年Jules Ferry laws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为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义运动在它的建筑主张中不会忘记这一表述。其他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一些妇女组织了一个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这样，Nathanie Le Mel，一个社会主义的装订工人和Elisabeth Dmitrieff，一个年轻的俄罗斯被放逐者和卡尔·马克思的伙伴于1871年4月11日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鉴于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间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废除妓女——她们实现了关闭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著名形象如Louise Michel，“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后来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国民自卫队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了Place Blanche。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都非常之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他们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论上来说，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大量的在围城期间在各地区(quartiers)为满足社区需要(小卖部，急救站)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
同时，这些地方议会通常也在当地工人的指导之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公社的这些成员们是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一种偏中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形式——成分混杂了国际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歌颂至今，部分原因也是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
攻击
公社部队
公社部队，也就是国民自卫队，4月2日和常规军的凡尔赛军展开了一场小规模冲突。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但双方也都不想谈判。公社刽子手德·Galliffet侯爵，后曾在世纪之交担任Waldeck-Rousseau政府的战争部长(与独立的社会主义者Millerand一起)，是梯也尔领导下指挥反击的将军之一。
攻陷
离Courbevoie近的市郊被政府军于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迟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装对凡尔赛的远征企图也于4月3日失败了。抵抗与求生变成了首要的考虑，公社领导层作了坚定的努力，要把国民自卫军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巴黎的外国政治避难者和流亡者团体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兰前军官和民族主义者Jaros?aw D?browski，成为公社最好的将军。
国际主义
议会完全支持国际主义，为了表示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公社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凯旋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于是将其拉倒。
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和并传递了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他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和他在凡尔赛的内阁设法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并且在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态度。纳博讷，利摩日和马赛的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了一场选举(对手是装订商和卡尔·马克思的一个随军记者Eugène Varlin，以及其他中立派)，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模仿1792年雅各宾派建立的同名机构。从理论上来说，它的权力非常之大并且毫不留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效。
政府军
从四月到五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他们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军赶回了城里。当年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那些在停战后没有离开巴黎的市民们的欢迎。据说有一位工程师(他经常为梯也尔政府当间谍)发现城门无人管理，于是把这一情报通知了凡尔赛军。
很强的本地忠诚度在过去曾是公社的一个有利因素，却变成了某种不利：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曾经在过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个街区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小巷组成的网络，当时已在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中变成了宽广的大道。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奥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宽阔的广场和大街，才是他们被抵抗力量的枪炮所阻挡的地带。
在进攻中，政府军应当为对国民自卫军和平民的大屠杀负责：曾经拿过枪的战俘，或者被怀疑为曾经战斗过的人士，都被立即枪决，集体屠杀成了家常便饭。
公社曾经于1871年4月5日颁布过一个“人质法令”，按照该法令，任何凡尔赛军的帮凶都将成为“巴黎人民的人质”，第5条更进一步指出，任何被凡尔赛军处决的战俘或巴黎公社正规政府的游击队员，都将导致三倍的人质被处决。但这一法令实际并没有执行。巴黎公社曾经数次试图用巴黎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来交换Auguste·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他的私人秘书Barthélemy Saint-Hilaire宣称：“活该他们倒霉。(tant pis pour eux!)”公社也做过其他谈判尝试，提议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质来交换布朗基，但也都失败了。
流血周
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阶级区，战斗一直持续，直到流血周最后的巷战。到了当年5月27日，只有极少数的抵抗仍在持续，特别是最贫困的东部地区，如Belleville和Ménilmontant。当年战斗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间全部结束。据说，最后一个路障在Belleville的rue Ramponeau被攻陷。
麦克马洪元帅签署了一项公告：“巴黎居民们，法国军队来解救你们了。巴黎自由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士兵们占领了最后一处起义据点。今天战斗结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将被重建。”严厉的报复随即展开。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犯罪，数千人被起诉。一些公社社员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员墙边被枪决，而数千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
大屠杀的地点包括：卢森堡花园和别墅宾馆后面的Lobau军营。另外还有将近40000人被押往凡尔赛接受审判。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长队在军队的监视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去往凡尔赛的临时监狱。随后，12500人被审判，大约10000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处决;许多人被判监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卡里多尼亚。在流血周期间的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而各种估计值从10000到50000都有。据Benedict Anderson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大约20000人被处决”。
据Alfred Cobban说，30000人被杀害，也许还有多达50000人随后被处决或者监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卡里多尼亚。另外还有数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最后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获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成为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参议员。
1872年，“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组织产生的可能。”对于被监禁的人，有一条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于暗杀或者纵火被判刑的人之外。巴黎继续保留军事法律达五年。
历史意义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光辉节点。它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公社战士在同强大敌人战斗时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将永垂史册。
公社反思
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
共产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视为解放社会的原型或者预示，因为它的政治系统是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试图从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经验中吸取理论上的教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政权”)。更加务实的教训出自一名记者Edmond de Goncourt之手，他在La Semaine sanglante三天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像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
5月23日，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尔高地。当天晚上面临失败的公社政权下令纵火烧毁巴黎。在当天和次日被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杜伊勒里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王宫(Le Palais Royal)、巴黎市政厅、圣马丁门歌剧院，同时开始枪杀人质。
5月24日，已完全焚毁的巴黎市政厅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员德勒克吕兹牺牲，瓦尔兰被捕。5月27日，5000政府军围攻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甫公墓的最后200名公社战士，最后这些战士在墓地的一堵墙边全部牺牲。5月28日，公社失败。国防政府随后对公社社员进行了镇压。未经审判的处决延续了一个多月，据估计约有2万人未经审讯就被枪杀，加上在战斗中的死者，公社方面死亡者约为3万多人，被逮捕、监禁者约为5万人，流放、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的约7000人。
1889年，法国政府对公社社员实行了大赦。
